[46][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页。
（一）不当的家庭事务介入 我国学者在研究宪法对于家庭法的意义时，注意到需避免宪法对家庭法的过度介入现象。参见刘征峰：《家庭法与民法知识谱系的分立》，《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四、受国家保护的家庭之考量因素 模糊不清的保护对象所导致的结果是藉由家庭户、户等名义，家庭实际上悄然从受保护的对象转向了被管理的对象，这种保护可能会构成一种对于家庭事务的不当干预和介入，甚至可能会涉及对家庭隐私的侵扰。[11]李建良：《宪法理论与实践（一）》，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19页。[8]孙林英、张伯秋、张赟芳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602民撤2号。进而，法律规范并非一直介入家庭事务。
[19][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58页。[9]在研究财产权、婚姻、家庭以及地方自治等问题时，国内不少学者采纳了这一概念，强调国家各部门、机关，尤其是立法机关应当建构完善的制度，以实现其制度性保障功能。近几年，在我国婚姻家庭法的讨论中，开始强调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干预，以形成某种带有社会法色彩的婚姻家庭规定。
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5]参见陈慈阳：《宪法学》，台北：元照出版社，2003年，第637页。有学者认为，制度性保障学说强调对既有以及传统家庭制度的尊重，尽管具有安定并稳定社会生活的作用，但如果仅仅以此为据，尤其是当个人对其自我生活形态有所主张时，较难单独作为充分的正当化依据。正如前文所述，自古以来，家庭就是一个被管理的单位甚或一种管理的手段，换言之，我们素来关照和强调家庭纽带和家族中的等级和从属关系。
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则系与宪法第46条、第48条相互映照之规定。由此，这种卫护更应以发挥现代家庭的活力、发挥其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作用为目标。
同一个体既具有家庭成员的角色，也具有个体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角色。如2007年，我国便发布了《关于印发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20]，强调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形成的特殊群体，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群体。伴随着户口登记制度的产生，传统的家庭权威被大大削弱，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新的范畴，户、家庭户都成为法律规范中的用语并且成为实际上的保护对象。家庭是互相依赖、彼此共存的实体，某一个成员的生老病死是家庭中的大事而并非私事，病人首先是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家庭成员。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家庭户开始出现在很多福利法规中。如上文所提及的《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很多规范是否应当入法以及如何规定都需要考量其中涉及的伦理、亲情、道德等与法律的关系。这些情形都很容易模糊化家庭以及保护的涵义，也会成为不当干预家庭事务的缘由。
[12]因此，首要需确定国家是否以及何时介入家庭事务。[7]张某诉蔡某遗赠纠纷案，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锡法湖民初字第0307号。
[4]肖新喜：《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社会化》，《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柴某3以家中事多为由，不去探望，更是违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8 条、第 24 条的规定，应当予以谴责。
实际上，这些规范在实践中却很难得到落实。[15]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之五：郑晓琴诉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准案（2018年10月30日发布）。类似的案例还有如周诗炳与周红海赡养纠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浏民初第06937号。最终国家对家庭的保护形成了如下层次： 图：受国家保护的家庭之宪法规范架构 第4款中所强调的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儿童和前述3款中的相关规定是对应关系。[6]黄某某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洲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06民终5336号。以家庭为基础的亲权是传统的家庭内部统治权，官府甚少过问，偶有滥用亲权问题则由族长解决。
[21]家庭不是分类架，可以以其为名注入诸多不相关因素，而应在各项立法中厘清家庭与个体、家庭与国家之关系。在我国，由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体制特征，国家与家庭、社会之间的界限从来都并非泾渭分明，国家对家庭的保护便自在其中。
家庭中心主义认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家庭比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重要，个人不能独立于家庭，家庭内部关系是根据上下序列关系而形成，而这种人际关系的原理扩大到外部的社会组织之中。该案中，原被告系父女关系，原告为解决被告女儿的读书问题，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将其个人所有的位于绍兴市越城区的房产赠与被告，被告应在今后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并让原告居住上述房产至百年，但此后，被告并未履行相应义务。
禁止虐待老人、儿童也是对于家庭内部成员赡养义务的要求。因此，会将家视为人伦秩序上的存在而不予以法制化。
[20]《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国人口发〔200710078号）规定，对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本着法不入家门的原理，即使宪法也未必会去直接规定家庭相关内容。户主负责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报户口登记。[19]最终，对家庭成员的有效保护将有助于家庭的整体功能发挥。
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之五，[15]郑晓琴诉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准案中，《温岭市工业城二期用地范围房屋迁建补偿安置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不计入安置人口：（一）……已经出嫁的妇女及其子女（含粮户应迁未迁）只能在男方计算家庭人口。例如，社会救济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家庭成员不足以维系其生活基础之上的。
[3]王丹：《新中国宪法文本中家庭的规范分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基于该条规定，户口制度本身带有维护社会秩序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在这种语境之下，家庭成为隐藏于户口幕后的统计要素。
家族更是在中国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调整个体之间、小群体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关键词: 国家 保护 家庭 宪法规范 一、引言 家庭作为政治、经济、社会、道德哲学的交汇体，扮演着调整个人需求、人际关系、预防和抵御社会风险以及促进社会团结等多重角色。
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探讨我国宪法规范的原初意蕴，结合实践中所出现的规范异化现象，探究受保护的家庭规范应当考虑的相关因素。进而，在国家履行家庭保护义务时，首要的边界在于确定家庭内部事项，尊重家庭隐私以及不能调整的疆域边界。在这种意义上，制度性保障适宜作为一种补充性、辅助性的宪法论据。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
如张某诉蔡某遗赠纠纷案[7]中，张建元所立遗嘱中就该处遗产的继承设定了约束内容，即如我妻蔡某今后嫁人，三间平房归我侄子张某所有，该约定违反了宪法规范第49条第4款，法院认定为无效。其次是家庭成员内部关系的义务规定。
然而，在此之前首先需考量：国家是否以及何时可以介入家庭事务。如规定，父母应当加强自身修养，注重言传身教，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对于家庭保护的规定是分层次的，首先是对家庭主体的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